早期巴蜀有通往西方的道路,在古代文献如《史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有所提及,但千百年来,这些史料并未得到认真对待。1960年代和70年代,四川学者任乃强、邓少琴等率先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19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往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等都推出论著,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交通线进行了研究。学术界为了将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根据地理位置,将其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来渐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本文以学术史为视角,介绍学术界关于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线路、性质以及巴蜀地区与滇文化区和东南亚、南亚、近东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及争论问题。 字串3
一、南丝路的线路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出自《史记》。《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朝后向汉武帝报告:“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其他古籍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有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如《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产青阳及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类似记载还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若水》等古籍。若水即雅砻江,显示出昌意从黄河流域迁徙雅砻江流域,应是有交通道路的。还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今人注云:“秦献公时,北方的一支‘羌人’又复南下,……绕过蜀郡,再西南下为‘徙’(四川天全县),‘笮都’(四川汉源县一带),又南下为‘邛都’(四川西昌东南)。”《史记·秦本纪》也说战国时代,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丹、犁“二戎号也,臣伏于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属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司马错灭蜀后,以张若为蜀国守,秦昭襄王三十年,“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西汉的司马相如更明确指出“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民族迁徙、征服战争,从一个侧面表明早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着一条沿着岷江、安宁河、雅砻江等河流谷地通道而行的川滇自然通道。 字串6
《后汉书·西南夷传》则明确记载了大秦(罗马)人经身毒道进入中国:“永宁元年(122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故地在今滇、缅边境,处于当时的永昌郡外。大秦(罗马)的艺人能经掸国到达西汉朝廷。《三国志·魏志》也载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郡”。《魏略》说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这些文献记载说明由滇入缅而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是有交通线的。
但总的来看,古代文献中关于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记载的确是语焉不详,更不系统。这主要是因为先秦巴蜀地区的文明演进相对独立,再加上地处偏远,因此,在中原学者写成的历史著作中对其少有研究,也是必然的。
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南丝路的线路走向问题,普遍认为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先秦时期的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字串4
从成都出发,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西折抵大理。东路南下乐山、犍为、宜宾,沿五尺道经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行至昆明,经楚雄达大理。两道在大理会合后,又继续向西经保山,出瑞丽而抵缅甸八莫,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至八莫,跨出中国境,进入南亚地区。
从蜀至中南半岛的国际交通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的国内段与上述同,出缅甸八莫可抵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中路,从蜀南下牦牛道至西昌,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下航至越南。《蛮书》卷6:“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航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通海之南步头所在,众说纷纭,但诸说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路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从通海北至晋宁,再北至昆明,即入滇蜀道,可直抵成都。东路,据《水经·叶榆水注》和严耕望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河内。蒙文通先生认为,秦灭蜀后,蜀王子泮即从此路南迁至越南。
从蜀出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抵中亚,此即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这条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 字串3
以上研究成果证明,南丝路是一条跨多种文化区的交通线,它至少连通了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重要古代文化。
二、南丝路的性质
研究南丝路的性质,可以更加准确地知道经由此线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必然性。研究表明,南丝路至少具有三种功用: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
1.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南丝路的主要性质和作用,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徐中舒、童恩正等学者都先后论述了先秦时期成都工商业之繁荣,童恩正、段渝还指出了古蜀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1)对外贸易货物
古蜀对外贸易中最著名的货物是丝绸。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童恩正认为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道”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 字串1
蜀布是《史记》中多次提到的贸易货物,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他在《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中考证认为蜀布应是蜀地当时特产的苎麻布。
邛杖也是史书中屡有记载的货物。《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史记·西南夷列传》裴駰《集解》、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表明邛杖就是临邛至邛都沿古牦牛道一线山上生长的“节高实中”的竹做的杖,但也有学者认为张骞所注意的“邛杖”并非蜀物。
此外,文献还记载了蜀枸酱及其他货物,考古也发现了来自南亚、近东的琉璃、宝石和海贝。
(2)南丝路货币研究
学术界对南丝路上贸易中使用的货币研究得比较充分,不仅在1990年代早期出版的一些南丝路研究的论文集中有相关论文发表,而且还出版了以南丝路货币研究为专题的论文集。多数研究者认为,南丝路上对外贸易采用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海贝。纵贯南丝路,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南中地区、云南地区都出土了海贝。这种海贝,绝不产于我国内陆的江河湖泊,云南称贝为“海贝八”、“海贝巴”,可见产于海洋。方国瑜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彭信威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古代文献也对印度洋地区使用贝币有所记载。《旧唐书·天竺国传》说“以齿贝为货”。《宋会要稿》第197册:“天竺国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天竺即印度,表明古代印度将货币作为货币。《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到“居民市易,常用海贝巴以为货币”。该书还说“其贝子计算之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见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16枚为1觅。”《马可·波罗行纪》第118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说:“彼等所用海贝巴,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可以推断,云南海贝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这种贝币的传播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随着南丝路上贸易的开展,可能由缅甸、印度的商人运入永昌境内,又由成都商人或大理商人运入大理,再北传至古蜀及其他地区,或者直接由成都商人用自己的货物换取贝币。 字串4
(3)对外贸易的性质和方式
一般认为,自秦汉以后,南丝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而对先秦时期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的性质就有不同的认识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在秦汉以前,西南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酋邦及部落,民间自由贸易应是主体,即使是汉代关闭蜀故徼,民间自由贸易也没有终止,即如《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政治单位和族体之间的贸易,其性质不宜用“官方”或“民间”来论说,认为南丝路是沿途国家、酋邦及部落有组织进行对外贸易的线路。这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为证,象牙、海贝及外来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结在像三星堆这样大型都城和区域统治中心内。
古蜀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口交易来完成。
2.民族迁徙线
古代文献对生活在西北的民族向南迁徙有不少记载,如《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产青阳及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类似记载还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若水条》等古籍。《后汉书·西羌传》、《史记·秦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也记载了秦灭巴蜀前后,一部分羌人及其他民族南下,表明先秦时期存在一条由北而南的通道。 字串6
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指出民族走廊是一定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一条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在中国的民族走廊中有一条是藏彝走廊。李绍明先生明确指出,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条古代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即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已布满人类的足迹了,迄今有着藏缅语族的各族以及聚居其间的一些民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藏彝走廊区域自古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们汇合交融之所。众多民族在这里留下的历史文化,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中原地区。
3.文化交流线
商业贸易、民族迁徙,必然使得各种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贸易线,多种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在此交流、交汇乃至交融,理所当然。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明确地显示出南丝路具有的文化交流特性,并反映出古蜀与南丝路沿途的南中、滇文化区以及东南亚、南亚、近东的文化交流关系。 字串9
三、先秦巴蜀文化与域外、境外文化交流研究
经由南丝路,巴蜀地区与滇文化区、东南亚、南亚以至近东地区都发生了文化交流,使得巴蜀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古代文明,而具有开放的特性,呈现出多原文化因素交融的形态。
1、古蜀与南中、滇池地区的文化交流
《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的南中地区方位基本一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等地。蜀文化很早就传播到南中地区,《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虫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代姚州治在今云南的姚安,巂州治在今四川西昌。均属古代南中地区,表明蚕丛后世中的某些支系曾长期活动在南中地区,民族迁徙、杂居促进了文化交流。
段渝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说:古蜀与南中毗邻而居,自古以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蜀是一个泱泱大国,它强大的国力和强硬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的基础之上的。经由南丝路,古蜀对南中进行了持续和强劲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蜀国在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设有数个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战略目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丝路商道的通达和安全。在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多种蜀式兵器,表明了对蜀文化南中的军事控临关系。这种军事控临关系,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有故蜀王兵兰”,建有驻兵营寨,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把南中诸族作为附庸,确有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资证实。 字串5
古代文献记载,古蜀与滇自古就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段渝认为,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器方面。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据科学测试,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关系,而滇文化无胡戈的发展演变中也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滇文化青铜器大量模仿蜀式兵器,显然是长期积习所致,意味着滇池地区曾被长期置于蜀的军事控临之下。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三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也都意味着滇池地区曾经长期为蜀王所控临。《水经·叶榆水注》记载秦灭巴蜀后,蜀王子安阳王率部南迁,更是这种关系的明确反映。
蜀文化在滇池地区的扩张,并不是也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直接版图之中,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论,南中是蜀的附庸。蜀仅是南中各族之长,而非南中各族之君,就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开明氏“雄长僚僰”一样,有控制力量但却不是实施直接统治。 字串9
滇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从青铜文化上看,战国末叶以前几乎完全谈不上,仅在成都发现1件滇式尖叶锄,余皆不及,可见是微乎其微的。
2.巴蜀文明与东南亚文明的交流
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
巴蜀文化的若干因素向南传播并影响到东南亚相关文化的发生、发展,绝非偶然,它导源于地理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因素。
蜀王子安阳王南迁越南,对东南亚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其他一些史籍中,记载了安阳王南迁的史料。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越史略》等书记载,印证蜀王子安阳王名泮,巴蜀人,显然是蜀王开明氏的后代。
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入越的路线,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旄牛道,南下至今四川凉山州西昌后,再出云南的仆水(今礼社江)、劳水(今元江),抵红河地区,即古交趾之地。安阳王在北越地区的治所,据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在今河内正北,桥江之南的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安阳王率兵三万人讨雒王,其实是一支民族的大迁徙,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的形成,关系至为重大。越南旧史尊称蜀泮为“蜀朝”,蜀泮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安阳王入越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最典型的事例,表明了蜀文化对越南东山文化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字串2
考古资料表明,巴蜀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作物中的粟米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迹,某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
3.巴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
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
季羡林教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h·jacobi)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kautilya)所著书,说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 harata)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manou)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陈茜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蜀地。而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印度人开始知道有中国,好像是这条道路上得来的消息”。段渝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指出,将支那指为秦国或楚国的观点是错误的。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传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 字串7
前述南丝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巴蜀文化的影响。此外,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面刻有海洋生物的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海洋生物形象。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4.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的交流
近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大致包括西亚、中亚和埃及,也部分地包括爱琴海诸岛。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
考古学证据表明,巴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字串5
(1)三星堆文化中的近东文化渊源
三星堆出土文物特色鲜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出土之日到现在,提出了相当多的观点。学者们纷纷从器物制作、形制、文化内涵等方面,探讨其文化来源。
段渝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用青铜制作雕像的传统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权杖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也有使用权杖的传统。同样,黄金面罩也是最早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也出现过。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文化丛)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字串6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祗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海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华北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来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2)西亚宝石流入巴蜀
在巴蜀丝绸等物品传入近东地区的时候,近东地区的物品也流传到巴蜀地区。在巴蜀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来自近东地区的宝石。 字串8
东周时代蜀国王公卿中流行佩戴一种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琉璃珠串饰、蚀花琉璃珠等,据考证来自中亚和西亚。杜甫有诗《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今成都)西门,陌上……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唐书》和《蛮书》都记载南蛮和南诏妇女以瑟瑟为发饰,《太平寰宇记》卷87记载四川威州(今汶川县)妇女把成串的瑟瑟挂于发上为饰。成都西门曾出土瑟瑟,四川茂县、理塘县,重庆及云南等地都出土过瑟瑟类宝石饰物。
张增祺很早就注意到了西亚文化对中国西南地区古文化的影响。他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一文中说,古代巴蜀从西亚地区还输入了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从1978在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看,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出土不含钡的玻璃,而不含钡的玻璃产于西亚。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也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巴蜀和滇文化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3)巴蜀丝绸传入近东地区 字串5
杨益宪认为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并认为seres是指古代蜀国。《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有可能就是以蜀丝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波斯的。王治来、童恩正、武敏等学者也支持古蜀丝绸是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的观点。
先秦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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