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批公布的巴蜀器物上文字
    中原古器物上，经常刻有一些文字，习称“款识”。春秋战国时期制造的巴蜀铜器，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往往或多或少地刻铸一些文字。古代金石书谱所著录的钟鼎盘盂，巴蜀器物绝少，所以人们长期以来都不知道还有巴蜀文字存在。徐中舒先生曾经引用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所著录的16件錞于，指出其上多有汉字数目，自三、四以至十八、十九不等。其中三己(三九)錞于、甲己(十九)錞于，上面都有船文、鱼文;与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錞于上的巴蜀文字类似。同时吴骞也有一虎纹錞于，原注“右一鱼;左一弓、一戈;上十字一;下‘宜’字一。宜下剥落，疑有阙文。”徐先生认为所谓“一弓一戈”，实即船文之误;可见这些錞于上刻的都是巴蜀文字。直到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上，公布了他前一年收集的一大批巴蜀器物，才使人眼界大开，是为巴蜀文字面世之始。他在文章中报道说:在成都西北郊白马寺附近洗脚河(即西郊河)畔，也就是坛君庙的后面，原有一个小土阜，可能是古蜀国的社稷坛，由于挖土烧砖，出土了不少器物，他曾努力加以收集。文章中将收集到的48件巴蜀兵器都编上号，并分为11类:锐(1-7)、矛(8-12)、戣(13-15)、瞿(16-21)、剑(22-25)、刘(26)、匕首(27)、戈(28-41)、戟(42-43)、钺(44)、斤(45-48)。这些兵器，大部分不伪，上面都有特殊的纹饰(摘要于图1)。他所说的纹饰，实际上就是巴蜀文字，文章中公布时将其分为13类，计96种。其编号仍继前号，分为:手与心(49-61)、饕餮(62-70)、人与龙(71-81)、龙(82-83)、狗与龙(84-97)、蛙、蝉、蛇等(98-107)、盔甲(108-115)、猎壶(116)、錞于(117)、弩机(118-120)、带钩(121-122)、卷凤文(123-124)、兵器文字( 125一144)，现摘要加以摹写(图2)。其中出现最多的“手与心”文，当时曾作过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意思是“得心应手”，因为这是投兵器的要领。也有人说那手显示出“左衽”，后因发现手有左有右，故旋即否定此论。后来又有人将心释为“心似桃符”，但将“心”比作桃，却多了个尾巴，也说不通。至于从“手”文发现蜀人有文身之习，那倒比较正确。